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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在一线办案十多年，曾主办多个全国重、特大非法集资案；她带领办案团队深挖资金链、关系链、数据链，查办“案中案”，努力为受害群众挽回损失。

汪珮琳 北京东城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，曾荣获“首都最美巾帼奋斗者”“全国优秀公诉人”

2013年，我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东城区检察院，从事与刑事案件相关的检察工作。其间，每当我办完一个案件，当事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“谢谢检察官！”时，我就倍增前行的动力。

耐心倾听，维护老年人权益

我负责经济犯罪案件，受害人往往是普通百姓，特别是面对被诈骗的老年人时，我的心情总是格外沉重。

高林与同伙利用他人身份成立了三家拍卖公司，先后取得了从事拍卖业务行政许可，却在暗中实施针对老年人的诈骗。诈骗团伙以免费鉴定、高价拍卖为幌子诱骗老年人到公司后，“鉴定师”为老年人的藏品拍照、鉴定。无一例外，每一件藏品都被鉴定为“珍品”，哪怕是一张粮票、油票都被“估价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。在收藏品被高估后，诈骗团伙便开始诱惑老年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，通过收取保证金、场次升级费等，骗取老年人的钱财，前后共有300余名老年人被骗。

对于受害人数较多的案件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可能帮助他们减少损失。但涉老诈骗案的取证通常很困难，很多老年人交的材料不全，他们保存证据的意识较弱。因此，我们要在海量材料中一点点筛选，直至选出有用的证据。为了补充证据，我们还会到老人家里开展补充侦查工作。

至今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去养老院取证的经历。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拎来一大包材料，可是她提供的材料大部分与我们要办理的案件无关，很多都是她签订的投资理财合同。我们是唯一到她身边调查取证的公职人员，所以老人很感动，反复向我们唠叨“几百万都被骗走”“老伴去世后我自己住养老院维权很难”……我们在耐心倾听的同时，也为老人解释和梳理相关的法律问题。不知不觉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老人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。

在涉老案件中，类似这位老奶奶情况的人不少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既需要被倾听，也需要我们帮助查清真相。我们每办一起案件，都要尽可能搜集证据。在高林案件中，由于多数被骗的是老年人，为了避免他们来回奔波，我和团队一家家上门取证，将碎片化的证据逐一修补。

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我们将涉案金额从公安机关移送的200余万元补充至1400余万元。此外，我们还积极引导侦查机关通过人脸比对、被害人辨认等追捕追诉多名犯罪团伙成员到案，最终，高林案中20余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，并在辩护人、家属的配合下积极退赃退赔，尽可能为老年人挽回损失。在打击治理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，该案作为全市首例提级管辖审理的养老诈骗案件，有力震慑了涉老违法犯罪行为。

向前迈一步，小切口深治理

高林案件审结后，我们发现涉案拍卖公司依然存在，并能查到拍卖许可资质，他们仍有可能打着公司的幌子，干着非法的勾当。

随即，我们对此类案件进行梳理，发现这种“幌子公司”不在少数。于是我们研发了“幌子公司”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，推动区域内18个“幌子公司”被吊销。在市检察院的支持下，我们积极推动该模型的跨区域运用，不仅在全市筛查出监督线索688条，141个市场主体被吊销，还在其他省市取得良好成效。从治罪到治理，从个案到类案，我们的办案模式也发生了转变。如今，该模型经过一年多实践，应用场景已拓展至医保诈骗、非法集资等领域。这也是我们检察院近年来坚持“小切口深治理”理念，以数字检察助力高效履职的具体体现。